1960年代後半起,大島渚更加背離傳統敘事,引入各種現代手法,追求疏離效果。以怪異的超現實氛圍、象徵性強的浮誇人物、荒謬突兀的劇情走向、儀式感濃厚的舞台化走位與場面調度、反覆出現並深深吸引男主角目光的死亡人形圖案等,建構出一個沒有出口的荒蕪內在世界,直指溝通的無可能、宿命的無解脫、暴力的無意義。囚禁他們的從來不是房間,而是心中不可理喻的毀滅驅力。男女差異是本片著力甚深的主題,此亦大島渚常見命題,然而在他整個創作生涯中,少有像此片表現得如此嬉鬧與滑稽,堪稱一絕,更讓這段關係在虛無收尾中,迸發出無可救藥的浪漫。
大島渚曾寫道,他的電影通常是關於預兆的電影,他會從過去與現在取材,不過這些材料不是用來解釋過去或現在,唯有當材料能引起他對未來的想像時,才會成為電影的一部分。《無理心中日本之夏》早在1967年就上映,彼時左翼運動尚未趨於暴力,片中情節就彷彿預示了1968年後的激進轉向,乃至1972年由聯合赤軍發動的淺間山莊綁架事件,足見其時代的敏銳嗅覺。